之前聊到簡易判斷邪教的三種標準:須全盤聽從教主/需要依附團體/依靠老師才能得救?
今天我們來聊聊為何人們無法脫離邪教?本文著重在東方家庭文化的特性來討論。
1. 讚揚乖順的華人庭訓
在典型的華人社會中,乖順是一個孩子容易得到讚揚的方式,而批判性思考或獨立思考的養成,需要比較自由多元的學習氛圍。
但相對來說管理不易、風險較高,典型的東方家庭和學校教育並不常見,而非體制教育經常需要更多的經濟資源,並非所有家庭都能負擔。
催眠手法
有些比較普遍的催眠或推銷手法中,都有一個先讓對方點頭三次,第四次開始的要求就會更順利推進的通則。
在邪教或利益導向的某些心靈課程中,會先用幾次較簡單的要求讓參與者達成,才會開始提出比較另類的要求。
這時對參與者而言,自己已經買單認同了前面的要求,中途開始不服從的心理成本會變高。
認知和諧
人普遍會有追求認知和諧的需求。
而華人社會中,提出自我主張、不合群、不從眾的心理壓力更大,加上那些另類的要求,往往伴隨某些高大上的意義。
例如用故事來包裝,來作為邀約朋友上課的意義,會讓人開始被洗腦,彷彿自己正在做有意義而且利他的事,卻因此不知不覺變成免費的業務。
2. 相信權威多於相信自己
延續上一點提到華人文化鼓勵乖順,對於專家、權威、上位者的服從心態,往往根深柢固烙印在文化刺激較少的城鄉孩子心中。
我自己是台南長大的孩子,到台北之後,有一段時間很不習慣台北孩子的活潑主動,不但社會性強,也更能展現自我,跟師長的關係也沒有那麼明顯的上下階級位差。
後來我發現,這跟南北關係不大,更多是跟家庭氛圍有關,但台北市中心社經地位、資源較多的人又更普遍一些。
也因此接收到的文化刺激較多,孩子的角色範本相對多元,消息來源沒那麼單一,也就更有機會發展出自我特色。
邪教必須伴隨洗腦
邪教必須伴隨洗腦的過程,太有自我意識、沒那麼服從和相信權威的人,一開始跟邪教之間的匹配度就低。
很多人詫異許多高知識分子會進入邪教,照我多年觀察,要能成為高知識分子,特別是軍公教或大公司的管理階層,對於權威的聽從和融入制度的能力就比較高。
相對來說,新創業者進入邪教的比例就比較低,因為創新的特質往往是比較有主見,對於權威和慣性敢提出不同意見並且身體力行去實踐。
我自己也曾親身接觸某些自稱有法力的人,但因為我認為自己是麻瓜,沒辦法確認他們說的訊息是否為真?
當我們需要透過他人來獲取自己沒辦法確認的訊息,力量就不會在自己身上,因為對方掌握某些消息來源,這些消息來源可以決定我的好壞、甚至是安全與否,這就是權力的不對等。
親身經驗vs教主殞滅
在我還蒙昧恐懼的年代,我曾經相信他人告訴我關於靈性上我無法確認的故事,因此產生許多恐懼。
當時我因此尋訪能量乾淨的廟宇、當時我相信有法力的高人,來化解我無法看見的業力。
現在想起來當然覺得是滿丟臉的一段故事,但我相信這樣的遭遇不會只有我,而我甚至是很幸運的也只是尋訪廟宇跟找人幫忙,損失的只有金錢,並沒有因此進入所謂的邪教團體。
而最後,這些消息來源和法力高強的人士出現了許多身心不協調、情緒不穩定、關係不和諧的狀態,在那個時刻我忽然清醒。
對我來說,如果探求心靈的結果是跟他們一樣,那並非我內心嚮往。
3. 與父母關係的再現與錯認
許多在邪教中無法脫離的人,跟自己的父母之間有兩極的傷痛,一種是斷裂無法連結,一種是過度依附無法獨立。
也有許多人是對父母有極度的愧咎和自責,也許因為父母的命運過於坎坷,也許是內心把某些家庭事件歸因於自己。
更有許多人曾經在家庭中遭受過霸凌(精神或身體),當一個給予自己安全感的來源,同時帶有強大的破壞性和攻擊性,一個人會失去信任的來源,因而掉入邪教團體創造的歸屬感、認同感、連結感和安全感的陷阱之中。
被罪咎感綁架
許多人如果談到要離開離開團體,往往會面臨一整個團體的恐嚇說詞的輪番轟炸。
尤其內心感覺無依無靠,或者本來就對父母感覺愧咎的人,在面臨「離開就會有厄運」、「業力會引爆」、「退轉就會被宇宙高靈、神佛給拋棄,離開天堂」的台詞時會分外恐懼。
如果離開,則會讓曾經幫助自己的成員蒙羞,寧願繼續留在團體中,也不想被攻擊和貼標籤,害怕承擔更多的罪咎感。
慣性依賴權威
養育者如果權威感強烈,比如父母對孩子有強烈的各種生活控制,孩子可能會習慣性地依賴「位階高於自己」的角色做決定,甚至對教主投射一種被保護和控制的安全感。
邪教領袖恰好扮演了這樣的「代父母」角色。聽從權威帶來安全感,因此即使領袖的要求不合理或造成傷害,他們仍然不敢質疑,因為背離權威就像是背叛父母,不但失去心中的依靠,也會加深質疑自己的力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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